2018世界杯两大超级赢家：普京和国际足联
2018俄罗斯世界杯，不管运动员们胜败如何，普京已向全球展示了俄罗斯被长期妖魔化的另外一面。
文 | 赵 楚
2018年世界杯已进入第二轮，除了京剧传统剧目《上天台》再次大火，我国亿万球迷还是很开心：眼看梅西回家，C罗回家，德国、西班牙、阿根廷，传统强国纷纷提前打道回府，热闹总是层出不穷的。
比赛打到现在，最终胜负尚且难说，但有两个超级大赢家：普京总统和国际足联。不管绿茵场上最终悲喜怎样，这两位算是赢得满箩筐，赢到睡觉也要笑醒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从2014年，也就是上届世界杯举行的那一年，该年3月14日，普京下令吞并乌克兰属地克里米亚，欧美主要国家对俄罗斯展开系列禁运，外交和经济制裁一直持续。然后，普京为转移视线，又进行乌克兰东部地区干预行动和叙利亚干预行动，“伊万大叔”的战火游戏蔓延到更广阔的地区。普京看准了欧美有限的政治行动能力，干脆给欧美和世界制造更多国际政治难题，以便持有更多谈判筹码。
2018年，还是3月份，英国发生了一桩再次使普京国际形象降到新低的突发事件：目前定居于英国的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前情报军官谢尔盖·斯科利帕尔遭人使用军用级神经毒剂谋杀。调查矛头指向已有在英国刺杀前科的俄罗斯和普京。欧洲主要盟国再次掀起制裁浪潮。一度英国曾严肃议论要不要拒绝出席本届俄罗斯世界杯赛。最后还是决定出席，大约是因为得不到欧美盟友背书，单独拒绝出席，既无影响，又耽误运动员前程，引发内部政治反弹，所以作罢。
综上可知，本届俄罗斯世界杯对于普京来说，是俄罗斯重返全球媒体眼球中心的天赐良机。因为对世界杯的报道和数百万人去现场观赛，记者与相关人士会打开延续4年的外交孤立状态。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第一大运动，各民主国家政治领袖很多会前来为本国球队加油助威。因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真喜欢足球，这样显示与民同乐的超级政治公关机会，作为职业政客，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而这也给处于政治孤立境地的普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借机可进行私下更灵活和务实的交谈。
一句话，2018俄罗斯世界杯，不管运动员们胜败如何，普京已向全球展示了俄罗斯被长期妖魔化的另外一面——自然，这一面也是精心打造的，有几分真实没人知道——友善，热情，与全世界人民心连心。
就在杯赛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完成眼球十足的所谓“历史性”与朝鲜80后的新加坡峰会后，已派遣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赴俄，借杯赛期间缓和的国际政治氛围，与普京达成很快举行赫尔辛基峰会的协议。无疑，这是特朗普给予困难中重新当选的普京一份政治大礼：这实际意味着欧美与俄罗斯将进行新一轮政治互动，而对俄的外交与经济制裁行将结束。这自然是普京的天大好消息。
至于俄罗斯国内，刚以67%高票当选新一届总统后，普京在经济和财政日渐困难的情况下，要维持威权领导人的地位，成功举办世界杯，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绝招”。加上俄罗斯球员也非常给力，虽赛前普遍不被看好，但截至目前，点球淘汰欧洲传统强队西班牙，无疑给全俄罗斯人一剂剂量超猛的鸡血：俄罗斯依然是国际化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千疮百孔的战斗民族形象经化妆立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所以，2018世界杯真是普京的幸运节。
关于国际足联，人们，特别是各年龄段的球迷可谓耳熟能详，但人们对这一平常并不受一般公众特别注意的机构的认识十分模糊，并不能认识到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机构真实的全球影响力和自身特点。
世界杯足球赛的参赛各队都是打着各国的旗帜，唱着各自的国歌进入赛场的，因此，长期以来，全球性的足球赛会制比赛，往往被有意地渲染为文化和体育民族主义的游戏。赛会期间现场的各国球迷也遵循这样的观念宣泄热情。然而，即以本届而言，已有足够的资料显示，世界杯和足球目前的这种民族主义色彩并不真实，这只是国际足联及其相关利益链有意进行的公关与推广话语而已。
虽以国家名义参赛，但实际上活跃在绿茵场上的主要是由欧洲五大联赛为代表的当代职业化足球孵化的各路球星。只要简单回顾这些数字就可看出国际足联实际的性质：全球注册球员有3亿人，参与职业化球员人数约占0.2%（根据不同统计口径，约为10万多）；全年足球产业产值约5000亿美元，是全球所有体育产业产值的43%；被称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换言之，国际足联是一个对当代生活和文化有独到影响力，以及拥有足够强大的自身经济实力与利益的超国家/非国家机构！
早在上世纪的1986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已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前瞻到一件事：随着通讯技术的根本进步，产业和社会的升级，逻辑地带来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超国家行为体的崛起。这些新的超级国家机构可能是企业，可能是恐怖组织，也可能是非企业和非传统型新行为体，而国际足联正是这样一种新机构。
国际足联不仅是体育竞赛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立法者，更重要的是，随着足球运动在全球社会各领域影响力的扩散，足球界对从慈善到人道主义事务等各方面的影响力渗透也是不容小觑。在欧美各国，参与政治活动的职业政客没有一个敢于冒犯最受欢迎的那些球星，以及对足球运动本身采取不友好态度。足球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虽然是非政治的，但这本身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和后信息化时代的反政治：超越传统政治的分野，一种足球权力。
现实中已有多起真实的案例，表明国际足联运用自身的超国家权力对具体国家的足球体制和活动进行限制。事实表明，这种来自超国家国际性机构的干预，一般民族国家现有政治权力几乎是无法抵抗的。即使传统国家能通过现有司法体制进行反腐等行动来增加自身博弈能力，但长期来说，国际足联挟超国家影响力和国际行为能力，背后更有国际资本和全球直达个人的形象力的支持，传统国家在与国际足联的博弈中只能缴枪认输，这是可以预料的。
换句话说，现代国家再也无力阻挡国际足联这种人类社会史上空前的怪兽，就像无法阻挡Google、Facebook和Iphone；只有那些尚具有充分的前现代国家工具的地方才能暂时和勉强抵挡这种真正全球化的未来世代怪物。当然，从长远看，也是抵挡不住的。传统政治学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限制论述多从内部因素入手，而国际足联这种超利维坦带来一种新的经验：传统国家权力的消亡也有外部的动力。过去，这属于未来学的范畴，但从俄罗斯的狂热浪潮，人们应该意识到，这已是确凿的现实经验。
虽然世界杯竞争激烈，但仔细看，绿茵场上奋战的球员、教练和有关官员，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各国国旗所代表的民族国家边界。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们：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自身群体和利益认知。也像Facebook、Twitter、微软与苹果一样，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远大于列国的政治领导者。人们可能根本不认识欧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那些遥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但却很自然会对常年在欧洲五大联赛中风头无匹的球员如数家珍。
1995年，欧洲法院发出的著名的“博斯曼裁决”（又称“博斯曼法案”），令足球的职业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时期。人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看到全球各大企业的广告，各著名职业化足球俱乐部背后有各种国家的国际化资本支持和活跃。因此，“博斯曼法案”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的超国家运作，这是带来国际足球上升为超国家行为体的最后一股推力。
直接说，在举世制裁俄罗斯的当今，本届杯赛能如期成功举行，这本身就表明当代足球国际政治权力的强大。人们习惯于传统文艺中渲染的超国家阴谋论，却对正在眼前公然发生的“足球兄弟会”熟视无睹！拥有国际足联这样强大软硬实力的实体在当代世界并不多，只是，他们终将运用这样的力量做什么、走到哪里，这可能还要未来才能揭示。
最后登顶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是哪支球队尚需要等待几日，但无论谁最后赢得奖杯，关注国际政治的人们应该记得：普京和国际足联已经成为最大的赢家，那高举的金杯其实都是对他们胜利的致敬——只是，普京所赢得的是有限的和短期的，是属于过去的，而国际足联所赢得的，是确实通往看不清的未来的胜利；而且，这只是他们凯旋之途上小小的一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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